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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重提大学理想主义

重提大学理想主义

朱庆葆 王永义

大学理想主义的发展

  观察大学史,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国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国式大学,再到集教学、研究与服务为一体的美国式大学,无论何种大学理念和教育模式,在其生成、演变、发展的背后始终隐藏和蕴含着一种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借用康德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一种“非功利性

”。他指出:非功利性是一切终极价值的条件,大学和学者不能以功利性的态度来从事学术研究。在康德这里,大学的“非功利性”意指“求真”是大学的核心,大学要“为真理而真理”,反对“为功用而学术”的功利主义,更反对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康德的这种“非功利性”论断给大家提供了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中国大学根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一把钥匙。

  如果以“非功利性”来反观中国大学的话,大家的学术传统则具有另外一种风格,“非功利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人格上的“求善”和“完善”,而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却呈现出一种“实用理性”,这和“非功利性”有很大不同。

  一百多年前,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一批爱国志士喊出了兴学图强的口号。中国大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当时的国人学习西方的技术、常识更多地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迫切愿望。随着向西方学习的逐步深化和递进,“五四”新学问运动开启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国人治学也不断地由传统“格致”到“技术”再到“科学”转变。至此,中国大学“求真”的意识开始逐渐增强,“为求真而求真”的“非功利性”理想主义在中国也有了萌芽和成长。

  但是,由于受自身经世致用思维传统的限制,再加外部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以来的中国学者实际上并没有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传统思维定势,支配人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仍然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国人仍是过度重视科学的“使用价值”而非科学的“价值”,过分把科学工具化、功利化。相反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如果发展到极端也会表现为一种庸俗功利主义,即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学术的发展,而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这种庸俗功利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大学史上时隐时现,有时甚至甚嚣尘上。

大学理想主义的重建

  当前,我国一些大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日趋凸显甚至大有蔓延、泛滥之势:在思维方式上,支配大学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仍是上述提到的“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也因此,在科学研究上,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原本不同性质的东西笼统地合称为“科技”,过于强调“急用先学”,过于偏重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其后果是造成我国大学原始创新能力薄弱,缺乏领导科学潮流、开拓全新研究领域的一流成果。在人才培养上,抱有功利主义人才观,片面注重人力资源“开发”而非人才“养成”,片面注重依据产业行业短期需要而非依据教育长期规律培养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在中国大学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学术风气上,一些学者急功近利,作风漂浮。一些大学精神底蕴、学术空气淡化,官本位倾向和行政化趋势在严重腐蚀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精华和精神灯塔的角色日趋弱化,时刻有成为“失魂的大学”的危险。

  有鉴于此,从敬重大学的本源及反对大学功利主义取向的要求来说,大学要有我自省意识,对自身的本质和现状进行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不断养成“非功利性”理想主义,使之成为中国大学的核心价值理念。

敬重学术自身价值,心无旁骛的“求真”

科学就其本原来说,是由求知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驱动,只问真理,不计功利的知识。梁启超强调“知识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蔡元培主张学者“当于研究知识之外,别无何等目的”。温家宝总理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翼;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综观当代世界一流大学,无不以常识创新与传承作为其宗旨,并以新常识教育学生。大学首先必须成为常识创新的基地。这里所谓的常识是以自身逻辑为标准的常识。常识的价值首先在于常识本身,在于常识给人们展示了客观外部世界与人类社会诸多现象之间的规则与联系,而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常识可能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使用价值。有时恰恰相反,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研究之初或许并没有明显的实用价值,“有用与否”的判断标准并不能适用于基础研究,要防止急功近利的倾向扼杀大学进行原始创新、提高常识理性化能力方面的潜能。

秉承学术伦理,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应当作一种内在的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真正在学术界卓有成就的人,往往是把求真当成一种生命的实现方式而不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功利化追求。因此,大学的学者要认清自己“学者的使命”,将献身学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咬定青山不放松,不畏浮云遮望眼,不为劳形累心的名利位势所遮蔽,以学术为志业。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指出,学术所带来的实用性、技术进步等一般来说只对应用者有意义,因此不可能从这里找到学术工作的精神动力,利用学术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也不是学者要关心的问题。相反,学者惟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具体的学术工作中去,才有职业人格可言。

“非功利性”理想主义,归根到底表现在大学要培养出具有理想主义人格的新人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培养什么人是大学的首要问题。大学理想主义最终还是要靠培养出理想主义的人来体现、巩固和发展。大学培养“非功利性”理想主义的人格主要表现为要培养出“求真”与“求善”兼备的新人。陶行知曾明确提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大学培养的“真人”应该是与“求名趋利”的伪君子和以假为真、以假乱真的伪常识分子相对立的人,是勇于追求“行动的真理,真理的行动”的人,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求真知、献真情、为真理而奋斗的人。大学要努力以真知去引领学生,以真情去感染学生,以真善去熏陶学生,以真爱去感召学生,全心全意培育真人。大学之道,不仅在求真,还“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果对中国古典《大学》作一种创造性转化,所谓“明明德”首先就是强调“为仁由己”,要唤醒自己的道德自觉即责任感或使命感,“亲民”即以民为亲,泛爱民众,“至善”就是追求天地人的和谐。大学培养的学生不仅要追求职业,也要追求事业;不仅要关注今天,也要关注未来;不仅要注重物质,也要注重精神;不仅要关心自己,也要关心他人。大学应该是传授这种“大学之道”的当然场所,要全力以赴塑造全面发展的人,通过培养这种理想人格让社会更真、更善、更美。

(《光明日报》200910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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